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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519章 潮头（第1页）

1978年的春节快速划过，转眼间便来到了1979年的三月份。

铁路公安局，气氛与年前截然不同。

走廊里，电话铃声、匆匆脚步声、压低但热烈的讨论声，交织在一起，透着一种紧迫的忙碌。

各个处室都在抓紧落实局党委关于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、研究新形势下工作的部署。

刑事大队在分析近期经济活跃地区铁路沿线盗窃案件的新特点；治安科在草拟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和重点场所治安控制的意见。

干部处在研究如何防范经济搞活后可能出现的内部经济犯罪。

财务处则在焦头烂额地核对家底，计算着如果要更新部分老旧装备、试点一些简单的技术防范手段，那点有限的经费该怎么掰着花。

韩东的日程排得满满的，上午可能是参加部里关于铁路系统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会议，下午就要听取某个专项调研汇报，晚上还要审阅各处室报上来的工作思路。

他让办公室把近期各铁路公安处报上来的重大案件简报、治安动态分析、以及一些内部情况反映，都整理放在他案头，他需要从这些零散的信息中，捕捉新动向的蛛丝马迹。

一些变化已经开始显现，东南沿海地区，特别是粤、闽沿线车站，客运流量明显增大，其中不少是带着大包小包、操着南方口音、行色匆匆的“生意人”。

货场里，计划外运输的申请在增加，一些过去少见的轻工产品、电子元件开始出现在货单上。

列车上，谈论“做生意”、“搞副业”、“外汇券”的人多了起来。

与之相伴的，是发生在车站、列车上的扒窃、拎包案件有所上升，纠纷也多了，很多是因为争抢座位、行李摆放，或者买卖东西引发的。

更让韩东警惕的，是一些模糊的信息，有基层反映，个别铁路职工，特别是能接触到车皮计划、货位安排的岗位人员，和社会上的人“交往过密”，有吃请现象。

南方某处报告，查获一起非法携带大量未经申报的“外货”乘坐火车的案件，当事人自称是“替朋友带的”。

还有情报显示，境外一些不健康的印刷品、音像制品，有通过铁路流入内地的苗头。

这些现象，单独看似乎都是治安管理中的“老问题”，但在“改革开放”、“搞活经济”的新背景下，其性质、规模和潜在的危害，需要重新评估。